再读王国维,展览精彩呈献

图片 1

再读王国维

来源:《北京晚报》2017-2-5 姜宝君


近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展览分“罗王之交”“平生交游”“清园执教”“静安不朽”四个单元介绍了王国维不平凡的一生。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近现代史上公认的学术大师。他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研究上古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敦煌学等,在诸多学术领域皆有开创贡献。

1925年至1927年,王国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他在清华园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印迹。在本次的纪念展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原有史料基础上,通过多方征集,展出了与王国维相关的许多新史料。这些新的史料,为人们了解王国维,提供了更加多元和立体的维度。

1 长女身居台湾 已百岁高龄

1925年至1927年,王国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他在清华园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3年。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为清华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近年来,清华大学举办了各种关于王国维的纪念展和研讨会。2017年,清华大学在举办王国维的国际研讨会之后,特意举办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

对于本次策展人之一、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说,王国维纪念展是他2017年最为难忘的记忆。此次展览,征集了众多新史料,丰富了人们对王国维的认识。

进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门,拾级而上来到二楼,便是此次王国维纪念展厅。入口是一条不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正是王国维的画像。在错落而柔和的灯光下,参观者恍若穿越一条时光隧道,迎着王国维睿智的目光,一步步走入他营造的“人间”胜境。

展览根据其生平,分为“罗王之交”“平生交游”“清园执教”“静安不朽”四个单元。在介绍王国维生平的板块,有一件独特的展品,书本大小的纸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独上高楼”,左边写着“王东明,2017冬至,106岁”。王东明正是王国维的长女。

杜鹏飞介绍,他多次想拜访王东明老人,但一直担心打扰老人家而未成行。今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决定举办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后,杜鹏飞通过王国维的另一位后人,知道了王东明老人在台北的住址。恰好,另一位策展人谈晟广正在台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于是,杜鹏飞赶紧联系谈晟广,委托他前去探望老人。谈晟广到王东明老人家里的那天,正好是冬至,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欣然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后来,老太太还特意为展览录了一段视频,在展览开幕式上,杜鹏飞播放了这段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王东明从小就跟着王国维一起生活,王国维到清华后,王东明也在清华“成志学校”读书。王国维去世后,王东明不久也搬出了清华园,回到了海宁老家,最后几经辗转,去了台湾。

2 罗振玉“未送出”的挽联

这次展出,晚清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后人也来了。熟悉王国维身世的人都知道,提及王国维,一定绕不开罗振玉。罗振玉年长王国维十来岁,是王国维的伯乐,也是王国维的挚友和亲家。罗振玉与王国维的交情,持续了近三十年。

1898年,热衷新学、绝意科场的年轻后生王国维前往上海谋生,地点就是当时中国维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时务报馆。当时王国维在时务报馆里负责书记之职,没多久因为工作内容及薪水方面的原因,王国维来到了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或许在此之前两人就已经相识,但让罗振玉真正关注王国维,源于王国维的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罗振玉后来免除了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一切费用,并让其参与管理东文学社事务,让他获得一份薪水,以便专心完成学业。

此后,王国维在人生的诸多阶段,都得到了罗振玉的扶助。而王国维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众多建树,回报罗振玉对他的信任:庚子事变后,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王国维为杂志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教育和哲学名著,这也为王国维接触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在哲学研究上小有成就——在剖析《红楼梦》时,王国维首次提出“悲剧”一说;1906年春天,罗振玉携家北上京城,准备就任清政府新设衙门学部参事厅行走一职,罗振玉邀请此时正在海宁老家的王国维同往京城,在京城,王国维写下了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辛亥革命后,罗振玉和王国维两家东渡日本,王国维靠着罗振玉的资助,在日本寓居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因为帮助罗振玉整理其大量的藏书、古器物以及甲骨,王国维的学术开始转向“国学”,因此写下了《简牍检署考》、《齐鲁封泥集存》、《流沙坠简》等著述。

1916年春,王国维先行回到上海。1919年,从日本回国的罗振玉,与王国维结为亲家:罗振玉将小女儿罗孝纯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1926年底,因为长子王潜明去世后抚恤金归属问题,两位好友走向决裂。从1898年到1926年,两人在相识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在本次纪念展上,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从国家博物馆以及民间收藏机构,征集了数十封书信,构成了“罗王之交”单元的重要内容。

除了书信外,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展品,成为罗王情谊最好的注脚。这就是罗振玉一幅未署名的挽联上联:“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异数”。为何只有半部挽联,且内容与记载中的不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罗王决裂半年后,王国维便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罗振玉闻讯,愧疚万分,他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为王国维写挽联,当写完上联“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异数”时,罗振玉觉得“异数”二字在当时多少有些不合适,于是重新写了上联,将“异数”改为“旷典”,并将新的上联和下联送到了悼念的会场。杜鹏飞说,“最后写的挽联在祭奠王国维时烧了,而写错了的上联就留了下来,由罗家后人一直保管,借着这次纪念展得以展出。”

此次展出上,类似的还有陈寅恪的挽联。陈寅恪当时写下挽联的底稿,委托清华哲学系教授邓以蛰誊抄,邓以蛰誊抄后的挽联,在祭奠中被烧掉,但陈寅恪的挽联底稿得以保留。

3 “老实得像一根火腿”

在纪念展的“清园执教”单元,展出了1925年至1927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些文物。杜鹏飞指着一份名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名单”的史料说道,梁启超和王国维在评定学生成绩等次名单时,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梁启超的评定方法是列出获得甲等和乙等的学生名单,最后注明除甲等和乙等之外皆为丙等,而王国维则不是,他则是在每一个学生后面都如实地附上各自的等级。甲就是甲,丙就是丙。”杜鹏飞笑着说道,“王国维真的是‘老实’,就像鲁迅后来评价他的那句话一样:老实得像一根火腿。”

其实,王国维的“老实”,正是传统乡绅家庭熏陶下的谨言慎行。这种“老实”,不仅体现在生活中,也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不善言辞以及对于古礼的谨守。本次纪念展,展出了王国维父亲王乃誉的一些书信,“王乃誉的字,在规整之外还能见出几分飘逸潇洒,而王国维写给别人的书信,基本是以楷书和行楷为主,写得非常工整,一丝不苟。”而且,从他与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书信交往中,都能看见,罗振玉、沈曾植的字迹都比他的要潇洒“霸气”得多。

生活中,王国维的“老实”随处可见。1922年,经过历时五年的邀请,远在上海的王国维终于答应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2年7月,北京大学派人向王国维送去马衡的书信和二百余“脩金”,王国维认为自己“无事而食,深感不安”,便只收下了马衡的书信,却坚决拒绝“脩金”。后来,马衡再次写信告诉王国维,二百元钱不是薪金,只是作为通讯导师的“邮资”,王国维这才同意与北京大学合作。

在杜鹏飞看来,在生活中最能体现王国维“谨守古礼”的,就是他在王潜明抚恤金及所谓医药费的处理方式上。1926年秋天,王潜明因伤寒在上海去世,罗振玉也从天津赶往上海。意想不到的是,办完丧事之后,罗振玉就带着女儿罗孝纯回到了天津。罗振玉这一行为,给正处于丧子之痛的王国维,带来极大打击。

杜鹏飞分析道,“也许在罗振玉看来,这是对王国维的一片好心。因为罗振玉对这个女儿非常宠爱,只有王潜明能迁就、包容她,如今王潜明去世了,王家其他人不一定能容忍罗孝纯的性格,如果女儿一直在王家,说不定给王家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罗振玉的这一做法,却让王国维‘受辱’,他认为罗振玉觉得自己养不起罗孝纯。”

对于把“礼”看得非常重的王国维来说,既然罗振玉不再把自己当作一家人,那就得“明算账”,应该把王潜明生病时的医药花费还给罗家。于是,围绕这笔医药费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了拉锯战,王国维汇给罗振玉,罗振玉不要又寄回来,后来海关又发放了一笔抚恤金,加上医药费共三千元,王国维全部汇给罗家,罗振玉拒收,因此两人争执不下,最终两人的争吵上升到性格的不同上。

根据后人整理的书信,此事的最终结果是:王国维按照旧俗,将次子王高明之子王庆端过继给罗孝纯为子,然后,罗振玉将两千元存起来,“为嗣子异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只不过,经过这番书信往来争辩后,王国维与罗振玉从此再无交流。

王国维生活中所谓的“老实”,体现在学术上就是思维严谨,追求论据的确凿。正是这种性格,王国维也得以在国学、金石以及甲骨文研究上取得非凡的成绩。在“罗王交流”的单元,展出了一张金石拓片,王国维在拓片旁有一小段分析文字,这是他对于拓片中古文字的分析,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段文字,却需要花费极大的工夫去研究论证。

在清华执教期间,在学术上追求严谨的王国维开设了《古史新证》的课程,并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二重证据法”也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4 五十岁生日仅得画一幅

尽管王国维的做派是老旧的,但他关注的学问却是非常新的。有着良好传统文化功底并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王国维,从《红楼梦》、古典诗词到传统戏曲再到国学、金石以及敦煌学研究等,王国维皆有涉猎。凭着卓越的学识,王国维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不乏书信往来,留下了不一样的“朋友圈”。

在这些“朋友圈”中,王国维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书信交往极具时代特征。二十世纪初,当罗振玉还在清政府里任职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发现6000卷具有学术价值文物的消息,沸腾了当时的北京城。1909年,罗振玉与王国维来到伯希和在北京的寓所,观看、抄录了部分“敦煌遗书”。此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寓居日本,王国维得以细心研究这些珍本,就敦煌古籍方面的研究与伯希和展开书信往来。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给伯希和的一封书信中,还提到将陈寅恪介绍给伯希和认识,并希望伯希和将敦煌古籍借给陈寅恪阅览。

在“平生交游”单元,还展有王国维和当时一些书画鉴赏家的信件。杜鹏飞介绍,1916年春天,王国维回到上海后,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及子女上学的费用,而王国维作为一介书生,只好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收购国内的古书画然后转交给仍寓居在日本的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以此挣一点零用钱。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被誉为北京画坛领袖的陈师曾和姚华,都与王国维有过交往。在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一张王国维收藏的碑文拓片上,陈师曾还为其题跋。而姚华还为王国维绘画祝寿,这幅画也是展厅中唯一的画作:《杞菊图》。

不过,这幅画背后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1926年农历十月廿九日是王国维五十大寿,可是,当时的王国维心情跌至谷底——刚刚料理完长子王潜明的后事回北京,而且又与亲家罗振玉闹僵,王国维无心庆祝。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请姚华画了一幅画,为王国维祝寿,那幅画便是《杞菊图》。杜鹏飞不无感慨地说,“从当时的学生之一姚名达的日记来看,王国维五十大寿过得的确非常惨淡,《杞菊图》是那天唯一的一幅祝寿书画。”

5 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吗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来到清华学校工字厅,参加国学研究所第二期三十六名研究生毕业典礼。6月2日一早,王国维来到国学研究所。处理完事务后,王国维向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借了五元钱。王国维走出校园,随后叫了一辆车,来到颐和园。随后的事情,就是大众所熟知的结局——王国维从昆明湖鱼藻轩纵身跳入湖中,自尽身亡。

王国维的纵身一跃,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话题。王国维为何而死?这个原因不仅在当时,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然众说纷纭。杜鹏飞指出,学界先后主要有三种说法:“殉清说”“逼债说”和“恐惧说”。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殉清”说。在当时,不仅罗振玉等“遗老”们,包括王国维清华的同事们也都倾向于“殉清”一说,陈寅恪在1927年写的挽联中有“累臣”一词,似乎也暗示着王国维清朝“遗老”的身份。杜鹏飞认为,说王国维是“遗老”有合理的成分。1923年,溥仪的小朝廷授予王国维“南书房行走”,并“食五品俸”,随后王国维被“赐紫禁城骑马”。而且在王国维自沉后,罗振玉连夜以王国维的口吻向溥仪拟写了一份奏折,并让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笔迹誊抄后呈递给寓居在天津张园的溥仪。“在罗振玉看来,这是在为王国维争取一些‘名分’,比如溥仪后来赐给王国维‘忠悫’的谥号等,但这个行为对当时的人来说,也‘坐实’了王国维的遗老身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王国维是‘遗老’,就认为他的死是‘殉清’,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王国维即便是遗老,他也与罗振玉、郑孝胥等这些遗老们在政治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逼债说”的大致内容是指王国维和罗振玉因为做书画生意亏了钱,罗振玉逼着王国维还钱。杜鹏飞解释道,“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当年罗振玉拥护溥仪,在政治上被人诟病,后世一直就有‘抑罗’倾向,因而杜撰各种说法,随着近年来罗王两人书信的公开,‘逼债说’根本立不住脚。”

“恐惧说”也有一定的背景。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一时京城文化界人心惶惶。当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晚清学人叶德辉也在湖南被处死,因此,持“恐惧说”的人认为,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担心遭遇叶德辉类似的结局而自杀。杜鹏飞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王国维连死都不怕,还怕这种乱局吗?”

在杜鹏飞看来,以上三种说法,都有“俗化”王国维之死的成分。1929年,王国维之死的真正意义体现出来,他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名节”——面对乱局以死来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

正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陈寅恪应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再一次说明:“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与两年前的“殉清”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因为,这两年的时局变化,让陈寅恪深深理解了王国维的选择: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国民党利用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况愈演愈烈,吴宓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

面对世事变化,陈寅恪终于读懂了王国维遗书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含义。

11月2日下午二时许,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静怡的丽娃河边,《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展览开幕式在别具一格设计风格的建筑——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汉办基地一楼(原物理楼)隆重举办,诸位到场嘉宾再次加重了这一展览的学术分量,引得路人的纷纷驻足观看。

王国维

图片 2

  暇日重读王国维书信,发现这位大学者曾有一段代罗振玉鉴定书画,协助他古物搜购的经历。

嘉宾合影

  1916年春节,王国维结束四年多流寓日本,受罗振玉济助的生活,从京都回国。他接受上海富商哈同夫妇仓圣明智大学邀请,从事《学术丛编》的编辑工作。

图片 3

  临行前一日,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2月3日),王国维一早去永慕园向罗振玉贺岁。那天清静无事,罗拿出郭熙《寒山行旅》、黄公望《江山幽兴》和王蒙《柳桥渔唱》三卷字画,相与欣赏。此次回国,王国维在学术之余,还为罗充当“耳目”,肩负“代购”字画古玩的使命。那段时间,罗王之间通信频繁,两年不到双方共有三百余通。除讨论学术以外,信中大半有关字画搜购细节,简直就是一部详实的“贩画报告”。

图片 4

  王国维出生儒商家庭,父亲王乃誉耽爱书画,有相当的眼界。与罗振玉等人多年的密切交往,耳濡目染,更加上本人的卓绝禀赋,他的鉴赏力自是不同一般。

展览图录

  翌日大年初二,王即启程返国。9日下午船到沪,第二天就为罗到汲修斋古玩铺看画。老板程冰泉拿出赵昌花鸟轴、赵孟頫夫妇画兰卷、倪云林山水卷等古画,好好坏坏的都有。程老板实力雄厚,曾用四万余元买两件瓷器,出手之阔,令王国维为之咋舌。他的货源广阔,还经常去广州一带采货,时有宋元墨迹经手,如董源、巨然、王冕等名迹。只要日本的客户看中,就常派他弟弟送到东洋,可见当时中日字画交易之频繁。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西泠拍卖携手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并得到各方支持,终将“雪堂雅集”这场规模颇大的近现代学人翰墨的盛宴呈献于世。本展览隆重呈献近200件珍贵展品,广泛涉及书画、青铜器、碑帖、稿本、信札等类别,旨在全面公正地反映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中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自任的“罗王之学”。就结构而言,本次展览共分“博古养新”、“罗王集林”、“沧海遗音”、“甲骨四堂”、“海外神交”、“罗王学派”六部分。

  除程冰泉外,王国维经常接触的还有博古斋的柳蓉村,有正书局老板邓秋枚,蟫隐庐旧书店的罗振常(罗的弟弟)等字号,以及沈曾植、陆树藩和邹安等个人。通常,王国维先初步鉴定筛选,写信汇报罗。罗再从中选出想要的物件,由王交涉寄到日本,有时也托人或由罗的儿子带到日本,让罗过目定夺。最后经罗同意,由王安排付款。

图片 5

  博古斋书商柳蓉村,是苏州人,做事狡狯。有次介绍买整套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据称从苏州吴大澂家流出。柳前后反反复复,王在其中大费周折。不但要先付钱再看货,而且号称万印,结果王逐一清点,只有八千二百余方。这桩交易,王国维颇费心力。

图片 6

  当时出口日本的书画器物,都需要向海关申报缴税,否则日本邮局一概不收。有正书局老板邓秋枚与海关很熟,有时不要税,有时每幅仅收半元。王国维经常托他办理报关事宜。鲁迅说王国维老实得像根火腿。王确实仔细认真,有次邓秋枚私下给他十六元佣金酬谢,他也向罗一一禀明。

图片 7

  沈曾植是王国维学问上的前辈,谊在师友之间,两人过从甚密,他也经常经手一些字画。如前清江苏布政使黄子寿家的大宗书画出售,就由沈居间张罗。除王国维代表罗外,陈夔龙、庞莱臣、张钧衡、刘体智等大佬,纷纷参与这场热闹的“私下洽购”。

图片 8

  陆树藩是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儿子,陆心源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可惜他去世不久,长子陆树藩因经营实业失败外加从事慈善救济拖累亏空,1907年被迫将家中藏书以十二万银元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抵债,引起朝野轰动。

嘉宾观展现场

  因此,王国维有点瞧不起这位昔日的“湖州善人”,他拿来的铜器经常假得不成样子,“眼力如此,则唯有愈做生意愈穷而已”。有次,陆树藩急着要王卖苏冶妊鼎给罗振玉,开价三百元,最后以二百元成交。后陆又托王卖出吴历、赵之谦等画给罗。

而之后进行的《“罗王之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之流变》座谈会更是邀请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多位相关学者、独立学者及罗振玉、王国维后人到场并依次发言,就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同道们在纵横学海、存亡续绝之际,所构建的硕大无比的敦煌学、甲骨学、大内档案、域外汉文献等知识故地,在中国古文化的传承研究传播上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各抒己见。嘉宾们一致指出展览中所出现的重要拍品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新资料,其宝贵性稀缺性有目共睹。

  通过王国维,罗振玉买到不少好东西,周围的人都说他在东洋发了大财。王国维一向清贫笃实,但对此多少也有点动心。当年8月,他将商务印书馆的股票售出,觉得存银行不合算,也想投资字画。他思量“购书画数件,以作将来预备”。但他对自己的眼力不够自信,又觉得沈寐叟看画不够仔细,希望罗振玉为他把关。罗悉心点拨,说字画买卖关键在卖。如果要以买卖为目的,“则于佳画不可顾惜”。这句话,“火腿”般的王国维想了好久才明白。罗还隔洋教他,先去邓秋枚那里买两张他也看好的画试试。

图片 9

  9月初,同乡兼同事邹安以五十元买到一幅唐寅小手卷,有印无款。王国维看了非常喜欢,认为是对的。于是跃跃欲试,终以八十元买下。这是王国维第一次自己买画(“此为维之处女买画”)。画带到京都,罗也认为真迹,令王兴奋不已。不过才三个月不到,他就去信给罗,“请公视有机会时脱之,不亟亟也。”后来,好像还是罗出百元把此卷买了下来。

嘉宾座谈会现场

  这段“代购”历时年余,王国维由衷感叹,“买卖书画诚不易,不独画之精否真赝难以骤决,即于价之操纵亦非易事。”不久,或许缘由王的“火腿”秉性,外加其他因素,他的“代购”身份也就不了了之。 (石建邦)

嘉宾精彩发言集锦

1.复旦大学教授 陈尚君

通过这批高质量的展品,我们可以看到罗、王两宗当年在日本的学界、政界的交往,以及艺术、学术的交流,这些都是形成罗、王能够在清末民初时期中日两国影响深远的因素。罗、王两人在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上对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国维是做了一系列开拓新学术的重大影响的论文,罗振玉则是收集、保存、整理、出版了一系列面临被毁灭被遗失的学术材料,对学术转型的意义非常重大。这次展览的展品数量之丰,内容之精彩,都让我大开眼界,也有很多可以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说董其昌的家书,内容反映出一个家族关系和家庭里孝道的问题,还有董早年的书法风格。

2.著名版本目录学家 沈津

第一,针对本次展览所出版的这本图录,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合出的一本学术图录,非常有学术价值,这是一种新的出版图录的模式。第二,展览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应该就是那些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信札,特别是董其昌早年的家书,所以这就可以给研究董其昌早年生活提供第一手材料,我看了一下这次展览中的这些信札,非常有用,涉及到清末民初很多学者,包括清代的遗老,这些东西反映出学术、生活、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材料,这些一手资料如果能提供给相关的专家进行研究,将是非常好的。第三,我曾经对悬挂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入口处的,罗振玉写于1931年的“拥书权拜小诸侯”的篆字牌匾有过一些研究。我以为,这样的书法作品的悬挂,某种程度也是对罗振玉所取得世界级的学术成就与影响的认同。

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严佐之

在展览令我目不暇接的展品中,我有几件特别感兴趣的,像王国维《曲录》的稿本,我刚听说我们国家在编百部传世经典著本,其中就有《曲录》,这个原稿是很重要的参考。还有就是陈寅初先生未发表过的日记本,和王国维晚期的手稿,都很难得。第二点就是,我们应该向雪堂老人学习,既能够收藏,也能够研究。每一幅字画背后的故事都值得收藏者和学者进行研究,来激发出藏品的艺术性、历史性之外,以及它在历史研究上起到的点滴应用。现在后世对于罗、王两者的研究差距较大,实际上我们可以打破历史的界限,更加深入,所以我希望这样一个展览能够推动罗王研究,推动近代学术史的研究。第三就是我们华师大古籍研究所早在九十年代就有跟拍卖行合作的先例,因为我觉得拍卖行也是进行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让我们单纯的学术研究者的眼界更加开阔,强调说明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绝非单纯的推动市场价值的攀升。

4.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刘永翔

罗、王二人都可以称之为“大家”,不能以“专家”之名限之,就像孔子一样“博学无所成名”。我也就是研究其中的一种,比如王国维先生研究过周邦彦《清真先生遗事》,其中提到“先生家世钱塘,至父祖以上无考”,我正好偶然看到有本书说到周邦彦的祖上,《净德集》里有周邦彦父亲的墓志铭,我是为王国维先生做了一个补遗。我跟罗、王两家也颇有缘分。在刚刚的展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国维批校《顾炎武全集》。《顾炎武全集》当初是我们所整理的,如果能看到这个批校,相信我们的整理工作会完成的更加出色。

5.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虞万里

第一,雪堂罗振玉先生在当时的环境下,以个人的力量整理出版了涉及那么多领域的著作,留下了140册著作,可谓是“古往今来第一人”。第二,罗振玉在慧眼识珠方面,发现并提携王国维这样的青年才俊一起做研究,从上海到京都,“承其大,取其精”是没有人可以超过的,观堂很多东西都是跟着罗振玉在做。第三,从我个人的研究出发,结合展览中的《王国维跋 魏三体石经拓本》说一下。罗王以前的“石经”研究一半是学术,一半是古董商的行为,直到罗王,才真正建立了“石经学”研究体系。类似的流传下来的拓本有十几张,现在上图收藏有四张,故宫的那张是马衡捐赠的,有马衡的跋。

6.近代文史研究专家 刘德隆(罗振玉曾外孙)

我们本次展览的这个图录上的《罗振玉家族关系示意表》,现在来说,除了朱松龄很难有人再做出来了,感谢各位学者和西泠拍卖能够出版这本对我们家族来说意义重大的图录。我们这几年也一直都在致力于“抢救”那些八十多岁的老先生的珍贵资料,想做的人很多,但是不一定都能做,对于年轻学者的传承也很重要。

7.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张廷银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第一是见到了很多老先生,第二是看到了不少我自己感兴趣的展品,比如书信内容,还有题跋内容。希望各位学者可以把展览中的这些新资料做一些学术整理和研究,这些可以为我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提供,在展览之后有一些学术成果。我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可能并不正确,就是罗、王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两人共同开创了一个学术流派的局面,罗振玉是旗手,王国维是干将。所以这次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和西泠拍卖的联合,也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搞学术研究的遇到了做收藏的。

8.复旦大学出版社首席学术顾问 陈麦青

首先感谢主办方呈献如此高规格的展览。从我自身来讲,我个人认为学术的发展必须依托史实“材料”的发现和发掘,当年很多学者的观点和学术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敦煌的发现、甲骨问世、西北汉简的出土基础上,他们赶上了好时代,单单是那些材料的发现就足够后面的学者研究一生甚至足够数代人的持续发掘。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这么多“材料”的集中发现,所以新材料只能来源于两个地方,一是图书馆、公藏机构的 “材料”。另一个是民间收藏和发现,不必讳言商业,很多“材料”的出现正是因为这些“材料”被市场化、商业化的缘故。我很高兴的看到在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商业系统和民间收藏的保护文献意识逐步提高,由此也可以断定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随着“材料”的不断出现,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本次展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罗振玉致宝熙有关艺术品买卖的信札。

9.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子善

罗振玉、王国维可谓学术界的两座高山,每次与之相关的展览、学术活动我都能从中获益,这次更是受益匪浅,通过这次展览让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这次展览的第四章是甲骨四堂,那就肯定要说到郭沫若,我们这次展览里提到两件东西,《屈原》相关批改稿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其中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出他的自信,关于他的见解,旁边加了一个注,做了一些批改,说明五十年代初的郭沫若还是知道艺术价值的。此次印制的展览图册内容丰富、注解详尽,很多内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所以我要感谢西泠拍卖,感谢你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把商业拍卖同学术研究勾连起来,把有拍卖领域那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藏品用一种别样的形式呈现出来,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文化积累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10.独立学者 范邦瑾

我父亲有一件藏品是日本学者松崎鹤雄过录的罗振玉收藏的王国维《水经注校》稿本,从这件藏品可以看出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王国维《水经注校》的原本现在收藏在长春的吉林大学图书馆,1984年出版了台印本,2009年《王国维全集》里有收录。王国维《水经注校》除了松崎鹤雄过录的版本之外,还有几个版本存世,我见过的加上这本共有三本,其余一本是赵万里的过录本,2014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还有一本是佚名过录的版本,收藏于首都图书馆。这一本的不同之处是多了桥川时雄的案语,别具价值!

11.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王亮(王国维曾孙)

华东师范大学是王国维研究的重镇,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王国维著作的整理,成绩斐然。丁小明先生也在从事罗振玉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在整理罗振玉年谱长编,萧文立也在做这件事,我很期待这些成果能早一点面世。这些成果必会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展览的图录,内容丰富,极为精彩。很多材料在此之前我都没有见过。比如说金梁的《王国维传记文稿二种》里面对罗王的学术有一个评判,由于他与罗王关系密切,我认为他的评判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之前也引用过这些观点,但是时间久了,无法查找到原文的出处,撰写正式文章的时候就没办法使用,今天终于看到了原话的稿本,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有用。我觉得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出版一本王国维手稿或者批校本的集成,那么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包括罗振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作用。

12.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石立善

这个展览的第五章是“海外神交”,专门是海外学者的交流。罗王学问之大,亘古烁今,每个人只能从一个方面进行描述。我今天就从罗王东渡日本之后对京都学派的影响这一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罗振玉先生在大正八年,也就是1919年离开日本之前,把自己的府邸委托给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卖掉,罗振玉在给他们的一封信中说道:弟去国以来,万念俱灰,唯传古之心未尝衰。罗振玉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学者、财阀、官员交流频繁,也正好赶上了西学涌入,国学传播,西洋文明与东洋文明相互碰撞的难得时期,很多世家、寺庙、古刹所藏的古书、写卷纷纷面世。

罗振玉卖掉府邸后回国,所得资金捐给了京都大学文学部,他们用这批资金影印了罗振玉认为非常重要、极为难得的古籍书卷,比如是日本唐抄的、卷抄的《毛诗单疏本》(音)《文选集注》,共有十集。这份影印工作一共持续了20年才完成,这批线装书在日本近代影印书里面成为非常经典的书种之一,至今对日本古抄本、古写本的研究起到了里程碑式的奠基作用,包括我本人也受惠于这批资料。

13.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陈捷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清人如何访书的学术交流历史,除了杨守敬这样的学者,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中日交流的商业渠道。百年之后,今天我看到这个展览,我感觉意义非凡。很多展品都是首次露面,甚至有些是国外回流回来的,也正是我们国运昌盛之后文化振兴的一个重要体现。罗振玉作为一个兼具学人和商人的身份,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了日本人和全世界艺术品市场收藏中国文物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和很多近代流入日本的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宋元时期、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东西和辛亥革命之后传入的东西在审美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14.文汇报资深编辑 陆灏

我说一件我在工作过程中跟罗雪堂先生有关的小事。(上世纪)90年代初,我跟上海的一批老先生交往甚密,有唐振常先生、周劭先生、邓云乡先生、金性尧先生、陈子善先生等。有一次,邓先生就说他有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有一个大胡子是梁鼎芬,另一个不知道是谁。邓先生去世后,我就约周立安先生的稿,他就在00年的《万象》上写了一篇《幕府奇人梁鼎芬》,讲了梁鼎芬的故事,并附了这张照片,文章发出来以后,收到了罗继祖先生的一封信,说另外一位就是罗振玉先生。后来他又写了一篇《罗梁之间》,写罗振玉和梁鼎芬之间的关系,说到这张照片是1919年,罗雪堂从日本回来去北京看房子顺便去看望病中的梁鼎芬的时候拍的。照片上有一个斋号“葵霜阁”,是梁鼎芬的藏书楼名字。

其实不只是那些老先生,对于人们来讲,长期以来大部分国人对罗雪堂是不了解的,大部分认知都是偏向负面的。但是最近20年情况大有好转,人们对罗振玉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全面和客观。

15.澎湃新闻上海书评记者 郑诗亮

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获取技术越来越方便,大家也在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信息量的爆炸式跨越,人们会不会对纸质媒体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失去关注和缺少热情,发声的渠道越来越窄。然而通过我们媒体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除了年龄大的人一如既往地关注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非常有兴趣。通过今天的展览,我发现罗王两位学者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包括他们同海外汉学者的联系,包括一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都这的我们去关注和传播。

16.金石收藏家 田振宇

我跟罗振玉算半个同乡,我比较喜欢研究金石碑帖,而罗振玉在碑帖领域又是一个影响极大的学者。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唐朝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除了乾嘉时期的翁方纲对这个石碑有个专著之外,罗振玉对其非常关注,从罗振玉19岁第一本著作《读碑小笺》里面就有对这个碑帖的记述条目,提出王昶的《金石萃编》里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到晚年的《石交录》,期间多有对吴湖帆《化度寺碑》的见解出现。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一个唐碑的关注,其间他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从跟从翁方纲的观点,到敦煌本的发现,罗振玉一直在修正自己的看法,确定了敦煌本和吴湖帆的王昶本都是唐石原刻,形成这个观点,中间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梳理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罗振玉求实求真、治学严谨的精神和态度,这对后世学者具有借鉴和模范作用。

17.西泠拍卖中国书画部及名人手迹专场负责人 陆丰川

首先,特别感谢各位学者专家对这次活动的支持和肯定。在我读书时期,卡尔的著作《历史是什么》的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要知道历史就要先了解历史学家,要知道历史学家就要先知道他的知识环境。而“雪堂”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很出色,有很高的水准和丰富的材料,“雪堂雅集”这个话题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值得我们探讨和探索新的展示方式。此次活动我们筹备的时间比较长,作为一个从事拍卖行业的人来说,我一直想把各个门类的藏品和资料汇整到一个主题当中,以恢复当时的知识环境,这与我们的拍卖工作契合,也与我们能够接触更宽泛的门类有关。我们要研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我们还是要回到“雪堂雅集”的知识环境中去,所以我把第一章特意拿出来。作为我们这代人来说,从小可能并没有过多的学习过中国古典文化,我们这次做这个展览也有艺术教育的意味。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拍卖公司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以什么样的角色、推出什么样的功能来影响我们的社会,我觉得有一点是核心的,那就是拍卖公司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中介”,把从各个渠道搜罗来的“材料”贡献给需要的人,需要的学者、需要的藏家,需要的地方、能够理解它、保护它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希望能起到艺术教育的职责。

18.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丁小明(学术主持)

谢谢在座各位专家的赐教,精彩纷呈,信息量也非常庞大,可以说是一次以罗王为中心的近现代学术史话题的“华山论剑”。记得20年前,我读到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其中对罗振玉有这样的一段话评价:“在中国的社会里,从来喜欢藏书者未必能读书,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统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发明,即使兼有数者之长,也未必能以私人的财力来印布书籍,留待后人整理。罗氏一生在这些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功夫,为成为我们近代卓有功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播者。”

这段话当时对我影响很大,也引起我了解甚至研究罗振玉其人其学的兴趣,其实我后来发现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借用的钱大昕为卢抱经《群书拾补》一书所作序文,但是张舜徽将钱对卢的评价移到罗振玉身上更适当,罗振玉可谓是一个至伟至大的学人,他在世界学术史上都应有相当高度与影响。罗王之学及其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定位,是需要新时期学术史研究加以特别的关注的问题。像罗振玉这样的学人,在当代还能否出现?

西泠印社二〇一八年秋季拍卖会

上海巡展

12月1日至12月2日(周六、周日)

静安昆仑大酒店(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250号,原静安希尔顿酒店)

预 展

12月12日至12月14日(周三至周五)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杭州市曙光路122号)

杭州黄龙饭店(杭州市曙光路120号)

拍 卖

12月15日至12月17日(周六至周一)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杭州市曙光路122号)

本文由365bet官网发布于365bet娱乐,转载请注明出处:再读王国维,展览精彩呈献

TAG标签: 365bet官网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